完整的长安:汽车商业

长安集团作为一家军品与民品共存的大型企业，它所积累的经验向外昭示的是一个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的成功案例。
    抽言：现在外界除了知道长安造车外，没有多少人知道长安的民品生产还经历了家用绞边器、溜冰鞋、木钟、石油钻头等民品阶段。当时的重庆街头小巷，随处可见长安生产的溜冰鞋和绞边器
    抽言：“军民结合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多元化。它正好能够实现军品产业和民品产业之间的一个均衡，我觉得军民结合之间正好有这个匹配。”徐留平说

    2008年3月26日上午10时，重庆渝北空港开发区的长安汽车工业园，长安最新自主品牌中级轿车“志翔”在此下线。长安集团董事长、总裁徐留平在对来宾说道：“志者远翔、行者无疆，长安志翔将带给我们前进的力量，也为消费者实现人生美好的理想。”
    徐留平的演讲充满即兴色彩，参加下线仪式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称赞道：“一个企业好不好，要看它的经济效益，看它的产品质量，归根结底要看这个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开发的能力，要看这个汽车企业的领导班子，看它的董事长、总裁，刚刚大家看到了徐留平先生风度潇洒、口若悬河，非常有才气，我就相信徐留平先生会像志翔品牌的含义一样，志存高远，带着长安汽车集团飞翔，飞向世界。”
    2006年出任长安集团掌门人的徐留平现在确实在领导着长安集团往一个更高处飞翔。2008年一季度，长安汽车实现了汽车销售27.3万辆，同比增长36%，这一速度远远超出汽车行业平均增长速度，这为长安今年跨越百万辆奠定了良好基础。
    无疑，长安志翔的下线也将为这个目标添砖加瓦。自一年多前长安奔奔下线以来，长安自主品牌轿车的研发制造就开始了加速度。现在，长安轿车独立的销售渠道已经形成，全国已经有86个销售服务中心（44家形象店），今年销售服务中心将达到140家。
    外界知道长安汽车，包括它的合资公司长安铃木和长安福特马自达，但是鲜有人知道，长安集团还是中国重要的军工企业。在长安146年的历史中，军品生产一直是其重要使命。
    2008年3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笼,国防工业将由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面对机构调整良机，长安集团是否会经历新的洗礼？
    《汽车商业评论》就此专访徐留平。他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我国将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因此，长安作为同时拥有军品和民品的企业集团，她的使命将会在未来更加突出。
    1. 为何转民
           
    1950年代初期，依靠苏联援助，照搬苏联制度，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启动,在国家工业宏观管理体系中，逐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工业两个互相分离的平行体系。但是，中国领导人较早就认识到了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必然规律。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军工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
    在此思想引导下，在大跃进期间，国防工业试制成功了万吨水压机、轧钢设备、氮肥压缩机等重型设备和其它多种民用产品。1960年，中央军委正式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
           
    但是，随后形势发生变化，整个中国开始立足于战备。立足于“打大仗、打世界战争、打核战争”
          成为中国的军工系统的指导方针，加之我国计划经济体系下部门的分割，军民结合方针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民品发展缓慢，品种、产量都非常有限，1978年，民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非常小。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军工系统面临严重的吃饭问题，一个是军工任务减少，企业吃不饱，二是经济效益下降，职工吃不饱。
    1978年8月，邓小平在听取国防工业部门汇报时指出：“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外国没有什么专门搞军用的。我们搬的是苏联制度，是浪费，是束缚技术发展的制度。要从照搬的苏联制度中解放出来。要走这个道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总的方针至少拿出1/2的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用2/3的人搞民用，这个道路是对的。”
    整个国防科技工业实现军转民大转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开始。其时，我国的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由临战状态转到和平发展时期。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军工企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方针。1982年1月5日，邓小平将其中的“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这就是以后一直沿用的军民结合“十六字”发展方针。
    后来发生的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央军转民决策的正确性。
    前苏联为了同美国争霸，将国防放在了突出的优先地位，国防投入占GDP比例长期高达12－15%，使前苏联在国民经济总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情况下，获得了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军事实力，其军工规模居世界之冠。但由于采取军民分离的做法，国防工业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庞大的国防投入拖累了国民经济发展。
    事实上，现代武器装备系统复杂,技术含量高,投资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支撑一个军民分离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就连国力十分强大的美国也在积极推动军民一体化。

    长安发生的事实也证明了中央军民结合决策的正确性。
    从1975年开始，长安的军品订货就开始减少，当时上级机关要求长安，人不能减，队伍不能散，生产线不能拆。如果不发展民品，国家又没有政策扶持，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没有办法发展下去，军品生产也就没法维持。为了军品的生产能力和开发能力，而且必须要跟踪国际军品发展的态势，那么长安只能以民品的收入来支撑军品的生产。

    “这实际说的是‘平战结合’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和平时期，那么我们的生产能力，打个比方说，以单位5来算，最后打仗时需要的能力变成了10，你怎么迅速转换？”徐留平对《汽车商业评论》说，“所以我们要保存一部分的能力，这部分人的养活，企业要有一个产业的匹配。”
    2. 艰难选择
           
    早在1957年，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的指示，长安在不影响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1957年，试制出单、双管猎枪，1958年，又完全凭模仿开发出了20马力、60马力的柴油机和“长江”牌46型越野吉普。但是很快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偃旗息鼓。
    1975年起，长安军工产品定货锐减，任务量仅为产能的20%，军品产值从1979年到1980年，一下子下降30%以上，长安人的吃饭问题第一次实实在在摆在了面前。
    1978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五机部汇报时又提出军民结合的问题。他说：“你们几十万人，至少拿一半搞民品，要搞军民结合，要搞民用产品。”长安当时正集中力量于几种主要军品的质量攻关和改进，直到1979年下半年，才开始把民品开发纳入议事日程。
    工厂一方面在当时的兵器工业部统筹规划下，根据工艺相近、技术相同的原则，先后选择生产了三牙轮石油钻头，公英制两用游标卡尺、2.5马力摩托车发动机和传动箱以及从西德引进的风冷发动机，作为工厂的主要民品进行试制。
    同时，长安又确定自行生产三线绞边器，作为应急民品开发。它使民品总产值从1979年的334万元跃升到1980年的1409万元，保证了1980年生产计划的完成，为工厂度过1980年的难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的溜冰鞋、木钟也都成为长安扭转连续多年亏损的救星，当时的重庆街头小巷，随处可见长安生产的溜冰鞋和绞边器。1981年，长安试制麻纺设备，三牙轮石油钻头成为重要产品。1983年和1984年又分别开发了新型猎枪、V3N刀具和卫生巾制造机。
    和中国所有的军工企业一样，长安当时民品的发展基本上是饥不择食，碰到什么就干什么，不厌其小、不厌其烦、不厌其杂的“漫天撒网式”发展方式。说到这种情景，徐留平感慨道：“我是在80年代到当时的兵器部开始工作的，当时兵器行业做民品，一开始什么都涉足，从纺织到轻工到化工几乎是无所不包。”
    由于猎枪和三牙轮石油钻头需求有限，而其它民品又都是低档大路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不少产品，上的快，下得也快，在投入汽车业前，长安的民品根本达不到以民养军的要求。
    1980年，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发出《关于全国汽车工业调整改组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军工企业在完成军品任务的前提下，按产品、工艺相近，挖掘现有生产能力，统一安排，相互协作，生产汽车”。
    在此文件指导下，根据当时中国汽车缺重少轻无微的状况，以及曾经生产过吉普车的经历，1981年4月，长安指派专人对国内尚处于开发阶段的微型汽车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市场和型号调研。同年11月确定以日本铃木ST90K样车作为开发对象，集中力量进行测绘设计，并于1982年6月基本结束。
    由于汽车生产不仅需要工厂内部统一意见，还要纳入行业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在旧的计划体制还没有改革，部门所有和行业保护还明显存在的情况下，工厂必须和30多个定点生产厂家竞争。
    前途不定的长安没有退缩，决定试制样车。技术人员突破了难度很大的缸体、缸盖的铸造和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关，1983年11月拿出了第一批样车。1985年9月投产的烤漆线是长安建成的最早的汽车正式生产线，从开工到建成不到1年时间，主要设备全部自制，它为微车能够在长安定点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安的汽车路由此真正开始。